文章作者：余 玮 来源：档案大观
一位全能的体育运动员
邓小平从小就喜爱运动，直到90多岁高龄，仍坚持运动。他不怕风浪，在大江大海中游泳；不畏艰难，徒步攀登高山；不惧严寒，坚持冷水浴；坚持不懈，长年散步。他的身板一直是那么硬朗，精力那么充沛，就像一个钢打铁铸的人一样，好多人都惊叹这是一个奇迹。这不仅因为他有超人的思想境界和革命意志，而且还有一个钢铁般的体魄，这是与他终生坚持体育锻炼、磨砺自己的意志和强健自己的体魄有关。
邓小平喜欢散步，尽管工作十分繁忙，他也要挤出一定时间在户外走走。他散步有个习惯，走得平稳快捷，沉思不语，一边散步一边思考着党和国家的大事。即使在蹲“牛棚”的日子里，每天就寝前他总要绕着小院子散步一个小时。他70多岁的时候还徒步登上黄山，使身边的很多年轻工作人员望尘莫及。退休以后，他每天坚持散步，风雨无阻，还常常带着孙子、孙女一道散步。
邓小平从青年时起就养成了冷水浴的习惯并坚持到老年，他借此来锻炼意志、增强体质、提高身体对复杂环境和生活条件的适应能力，这是一个革命者准备过艰苦生活的境界和情怀。
年近80高龄的邓小平曾常常对友人这样说：“我能游泳，特别喜欢到大海中游泳，证明我身体还行。”他说：“我不喜欢室内游泳池，喜欢在大自然中游泳，自由度大一些，有股气势。”80多岁的时候，老人还能坚持在北戴河畅游一个小时以上。
他还说过：“我是用游泳锻炼身体，用桥牌来训练脑筋。”游泳和桥牌，是邓小平的两大业余爱好。这种体力和智力的交替松弛和反复磨练，增强了他的体质，也坚定了他的意志。邓小平打桥牌喜欢与高手打，他说这样即使“输了也有味道”。有一次，邓小平应邀参加在北京文津街俱乐部举办的“运筹和健康”老同志桥牌邀请赛。在比赛中，他思路敏捷，与牌友密切配合，叫牌果断，攻守自如，出奇制胜。打桥牌，是邓小平休息的一种特殊方式。他说：“惟独打桥牌时，我才什么都不想，专注在牌上，头脑能充分休息。”
“我平生最喜欢看足球。”邓小平也曾说过这样的话。他从少年时期起就曾当掉外衣去看足球，一直看到老。邓小平辞去领导职务以后，终于有了闲暇了却自己的夙愿。1990年世界杯足球赛，中央电视台连实况带录像一共转播了52场，这位耄耋老人竟看了50场。
让中国人甩掉“东亚病夫”这顶帽子
邓小平个人热爱体育运动，始终身体力行，堪称楷模。1952年，他为第一届西南地区运动会题词：“把体育运动普及到广大群众中去”。后来，在邓小平的亲切关怀和具体操办下，成立了中央体委（即后来的国家体委、现在的国家体育总局）。1954年，国家体委在酝酿机关编制时，拟成立一个群众体育处，隶属办公厅。国家体委呈报时任副总理的邓小平。邓小平阅后指示说：不行，不能是处，要成立司。根据邓小平的指示，国家体委成立了群众体育司。
邓小平关心广大人民群众的体育活动，尤其关心青少年儿童。他为《中国少年报》和《辅导员》杂志题词“希望全国的小朋友，立志做有理想、有道德、有知识、有体力的人，立志为人民作贡献，为人类作贡献。”在这“四有”中，他把“有体力”作为为人民、为人类贡献的基础。他曾经多次告诫国家体委的领导同志：“要把学校的体育工作搞好。”1974年8月8日，邓小平在接见我国参加亚运会的运动员代表时强调：“毛主席向来主张，体育方面主要是群众运动，就叫‘发展体育运动，增强人民体质’，就是群众性问题。当然，这就是广泛的群众体育运动。体委应该主要在这方面要搞好。”邓小平对体育工作的这些指示，成为我国体育战线的宝贵财富，指导着我国体育事业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。
一次，在邓小平复出后会见体育界外宾时说：“过去我们是‘东亚病夫’，以后要做东亚强人。”
改革开放以后，邓小平曾多次指示要加强体育工作，他说：“现在看来，体育运动搞得好不好，影响太大了，是一个国家经济、文明的表现。它鼓舞了这么多人，吸引了这么多观众、听众，要把体育搞起来。”邓小平把体育作为新时期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他指示国家体委：“体育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，要进一步研究，提出方针，制订规划。”
1979年，国际奥委会通过《名古屋决议》恢复了中国奥委会在国际奥委会的权利。中国体育健儿在世界体坛上有了用武之地，中国体育事业开始全面走向国际体育舞台。
最早提出申奥的国家领导人
1993年9月，北京在蒙特卡洛仅以两票之差申奥失利后，邓小平意味深长地说，最要紧的是办好我们自己的事情。4年以后，他带着遗憾离去了。又过了4年，奥林匹克终于选择了北京。北京申奥成功之夜，人们无限追思这位世纪伟人，那响彻云霄的欢呼声告慰着邓小平的英灵。
邓小平是新中国最早提出申办奥运会的国家领导人。他非常重视群众体育事业的发展，把群众体育看作是体育工作的根本任务。同时，他又十分重视竞技体育事业的发展，为我国竞技体育“冲出亚洲，走向世界”起到了巨大的鼓舞作用。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，邓小平提出了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协调发展的方针，1995年又将这种思想写进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》，从而用法律的形式确立了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的辩证关系，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事业的基本方针。
原载于《档案大观》 375期二版